聚焦大庆让胡路区法院婚姻家事法庭:情·理·法

一

越来越多的亲人选择对簿公堂。母亲告儿子要房产，父亲告女儿要赡养费，妻子告丈夫要离婚……

他们原本是母子、父女、夫妻，一方却选择了原告这一新身份，同时把对方推上了被告席。

不能说他们的选择是错的，他们选择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，有他们的道理或不得已。但是，法虽然是解决矛盾的有效手段，却不是 全能灵药，尤其是对血浓于水、剪不断理还乱的亲人之间的矛盾。

家的纽带是什么?

血缘、亲情、爱情，血缘割不断，亲情理还乱，爱火虽可熄，往往有孩子牵绊。

虽有法，却难一刀两断。

二

怎么办?

虽然到了法官这里，家事都成了“法事”，法律有条文，审判有流程，一切依法办即可。

可是，“法办”之后呢?

夫妻不做了，还有孩子，却还要做父母;

房子容易判，母子呢，可以不做吗?

赡养费容易判，父女呢，以后还认不认?

在这里，法律就无能为力了。而且，如果简单地“法办”，可能会使当事人的矛盾“乱上加乱”。

执法的目的不是“添乱”。

执法当然要公平公正，但对于审判解决家庭矛盾的执法者来说，还要加上一个“和”字，家和万事兴。所以，虽然家事变成了“法事”，却不能全都“法办”。让胡路区法院的执法者综合运用法、理、情，化解家庭矛盾，把案办“和”，取得显著效果，受到当事人的好评。

三

说到“情”与“理”，话可就长了。

自从人类开始组成族群或部落，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矛盾，有了矛盾怎么办?人类最初没有法律，也没有执法者。当矛盾产生，当事双方会去找族群中最德高望重的长者，请他们评评理，主持公道。

而长者主持公道靠什么呢?

两样，情和理。

先谈情，你是某某三叔，他是某某老婆的二大爷，大家都是某某的亲戚，算来也是亲戚。是亲戚就要讲情分，什么事情不能太较真，不能认死理儿。看在亲戚的份儿上，大家先各让一步，把争议的调门降下来。

四

然后再讲理。虽然是亲戚，有矛盾也要论个是非对错。你家的猪拱了人家的园子，毁了人家的菜地，这是你的不是，自家猪就该管好，不能让它乱跑。所以，你理亏在前先，你该摆桌酒席，请双方有头面的亲戚和村上的长者，当着大家的面儿认个错，赔个不是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大家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他们家虽然吃了点儿亏，但也不会过分计较……

清以前，中国讲究皇权不下县，到了乡村，协调人际关系，主要靠上面这套方法，动之以“情”、晓之以“理”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诉诸法律。而靠“情”与“理”协调的关系，不是简单的是非，而是“和”——和气、和睦的“和”，处理的结果是大家和和气气，以后和睦相处，就达到目的了。

五

现在不一样了，是法治社会，一切行为都有法律约束。人们法律意识增强，发生矛盾，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诉诸法律。

现代社会，人们也不是不想讲情，但与古代的熟人社会不同，现在是陌生人社会，对门邻居都叫不上名字，同一个单元，也不熟悉，邻里情都很淡了，其他就更谈不上;

现代社会也不是不讲理，但是，很多事，你说你的理，我说我的理，到底谁有理，没有了第三方权威(如古代乡村里的长者)来评断，理也就讲不下去了。

而法则有明确的执法者(司法机构)，有少有的标准(法律条文)，有着公认的权威性，所以大家出现矛盾，往往诉诸法律。

六

可是，法律也有局限，正如我们上边所说，在解决家庭矛盾上，法律往往不是较好的工具。

因为家庭人员之间有情，也往往容易讲理。当理讲不通诉诸法律的时候，执法者既可以充当评断事理的第三方，又可以找到相关的第三方合作来评理，这样执法者在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，就可以综合运用情理法这三套工具，达到解决家庭矛盾的较佳效果。

这一点，在让胡路区婚姻家事法庭的实践中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

七

夫妻彻底失去了感情基础，“合”就没有意义，那就好合和散，这是“和”;

夫妻有很好的感情基础，只因一时矛盾解不开，那就判“合”，不让双方后悔一辈子，又伤害了幼小的孩子，这也是“和”;

八旬老母起诉儿子不孝，生活了半辈子都没有问题，为什么会突然不孝?是真不孝还是老人糊涂?较好的办法不是判，而是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然后由亲人们回家自己商量解决，这还是“和”;

不抚养女儿的父亲老了，找女儿要赡养费，该给不该给?可以一判了之，也可以在情理的框架内协调出个结果，毕竟父慈子孝胜过鸡飞狗跳，这更是“和”。

八

家和万事兴，居家过日子，以“和”为贵，当亲人之间失去“和气”、告上公堂，执法者却能综合运用情、理、法，帮亲人们找回和气，让亲人们或重归于好，或和平分手，既解决了家庭矛盾，又促进了社会和谐，实在是善莫大焉。

因此，我们组织这期报道，比较全面呈现让胡路区法院婚姻家事法庭把案办和的种种努力、良苦用心和丰硕成果，希望能够对广大读者解决家庭矛盾有所启迪。

大庆日报记者王菲